论学风

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学风总是相对于理论而言，是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原则，是人们研究问题、建构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风不是外在于理论的某种东西，而是贯穿理论中间的精髓和灵魂，它经过人们的总结和概括，又反过来作为理论学习的指南。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值得坚持、继承和发扬的部分，它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理论和弘扬学风是二位一体的。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与它作为学风的含义是一致的，但它主要不是对应于理论学习，而是对应于党的工作路线，对应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作为后者的认识论基础而言的。实事求是，就狭义而言，是科学的学风；就广义而言，是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学风和思想路线虽然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应用的范围不同。如果说，学风侧重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那么，思想路线涉及的范围更广，它侧重解决的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当然，这是就一般的概念层面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学风和思想路线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抓住学风问题，对于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科学学风，是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以贯之的重要条件。认真领会和贯彻讲话精神，对于加强和改进全党的理论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兴起一个学习理论的热潮，从学风的角度提出和解决问题，是把学习引向深入的重要切入点。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地提出了学风与理论的关系问题。

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学风总是相对于理论而言，是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原则，是人们研究问题、建构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风不是外在于理论的某种东西，而是贯穿理论中间的精髓和灵魂，它经过人们的总结和概括，又反过来作为理论学习的指南。所谓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值得坚持、继承和发扬的部分，它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理论和弘扬学风是二位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学风问题，把它看作理论的灵魂和生命。马克思总是要求人们把他的理论当作科学而不是教条来对待，他明确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正是马克思对他自己理论的态度，也是其理论的精髓所在。所谓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中发现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后来，列宁把这一精髓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并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列宁的概括，后来用中国的语言把它表述为“实事求是”。在整风的纲领性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为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风问题至关重要，学风好坏直接关系到理论的命运。对此，田家英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认真读书学习并不是教条主义，理论本身也不是教条，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教条主义的反对物，只有阉割了理论的生命才使它成为教条。什么是理论的生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书本上的词句是它的躯壳，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才是它的生命，学会这一点是共产党人完成一切任务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第一等重要的任务。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树立科学的学风。

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学风的根本问题。学风对理论的重要意义，正是通过如何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上反映出来。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词句视为神物的本本主义，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工作。他指出，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第一个显著标志。离开了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既不可能有理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当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新的难题时，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正确地处理继承和创新、坚持和发展的关系，担负起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历史责任。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他倡导的科学学风密切相关。从他本人提倡的学风入手，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是个重要的视角。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关注全党的理论思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但他并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老祖宗”。1977年春，邓小平尚未正式恢复工作，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搞下去要亡党亡国。面对“凡是派”所谓“丢刀子”、“砍旗帜”的责难，邓小平无所畏惧，郑重地把学风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此后，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开辟理论新境界的勇气，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体系、应该从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的观点，关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观点，关于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要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观点，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新的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观点，为反对新时期的教条主义，为端正全党的学风提供了指南。毫无疑问，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像他那样，自觉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与它作为学风的含义是一致的，但它主要不是对应于理论学习，而是对应于党的工作路线，对应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作为后者的认识论基础而言的。实事求是，就狭义而言，是科学的学风；就广义而言，是党的思想路线。所以，学风和思想路线虽然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应用的范围不同。如果说，学风侧重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那么，思想路线涉及的范围更广，它侧重解决的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当然，这是就一般的概念层面而言的。在现实生活中，学风和思想路线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抓住学风问题，对于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学风问题曾经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思想根源。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路线，还是王明的“左”倾路线，从思想上说，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模式教条主义地搬到中国的产物。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质，正如王明所承认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即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的产物。因学风问题（即毛泽东所言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而导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失误，在党的历史上屡有发生。平时我们说的思想路线问题，多数情况下也是指的学风问题。

学风问题是思想路线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不仅是坚持科学思想路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学风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思想路线上的唯心主义从来不是以公开的、直接的形式，而是以学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这样，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首先就表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集中表现为两种学风的斗争。从王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句句是真理”，再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凡是”，我们党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多次不懈的斗争。

理论联系实际的艰巨性，使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坚持思想路线的关键环节之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一以贯之，关键是端正学风。当实践和形势的发展要求新的理论创造的时候，学风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其难点是勇于和善于解决理论同发展着的实际、新的实践之间的矛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正面对许多从未遇到过的艰巨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现成答案。改革开放要有新举措，关键在于理论观念上要有新突破。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纲，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探索，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严格说来，学风和思想路线属于认识论范畴，考察学风和理论、思想路线的关系，目的在于揭示它的科学理性的本质。但是，这并不表明学风问题与价值论无关。事实上，要真正端正学风，仅靠阐明它的极端重要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价值观上解决问题。因此，阐明学风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唯物史观认为，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关系的固有方面。人们在从事认识活动时，总是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性，即受到客观存在着的价值关系的制约。正视和处理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始终构成认识过程中主体调控的重要内容。同样，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也必然在学风问题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端正学风的目的，是保障主体认识客观真理。而价值理性的职能是使科学理性满足人的价值需求。所以，它必然渗透到科学认识过程中，从根本上规范人的认知范式（包括思考范围、论证和话语方式）。不同的学风反映的是不同的价值理念，后者不仅以隐蔽的形式制约着学风的流变，而且必然对具体的学习和认知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端正学风，就是使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这是延安整风的实质和基本经验。毛泽东认为，学风既是思想方法问题，更是立场和态度问题；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更是对待人民群众和党的事业的根本态度问题。基于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他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结合起来，反复强调这两个命题的一致性。在他看来，端正学风（包括文风），说到底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为了整顿学风和文风，必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个人和党、个性和党性的关系。为此，就必须整顿党风，清除宗派主义。他说：“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新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学风问题，从深层次看，都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换言之，从学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大多数不是源于认识的原因，而是出于利益的得与失。例如，有的领导干部满足于当外行，遇事习惯于让秘书代劳，不学无术、养尊处优，对上级指示往往是照本宣科、照抄照转，其背后无非是“照抄保险，创新危险”的观念在作怪。有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指示热衷于作应时的表态性的官样文章，把精力用在研究“怎么说”上，对具体落实却毫无兴趣，搞学用两张皮。文风和学风是互为表里的，搞假、大、空、套话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文风，其根本往往是基于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